如何防止集体受贿？

两个检测站集体受贿案引起了检察机关的重视，他们开始思考，数十位路政人员为什么集体堕落？今后，检测站换了一批新的工作人员，受贿会不会再次发生？

近日，记者在马巷当地调查发现，在检测站原班人马因集体受贿被查处后，虽然柯某等旧的“看车人”退出，但最近检测站门前，又出现了一群新的“看车人”。

谁也不知道，这些人今后会不会再成为新的“行贿中介”？

检察机关认为，检测站集体受贿存在监管漏洞。据检察院调查，厦门两个超限检测站内除了站长是国家机关在编人员以外，其余全站路政人员都是临时工作人员，但他们却拥有罚款和扣押的权力。

检察机关认为，检测站的受贿窝案，暴露了检测站在选人用人上把关不严，对路政人员执法缺乏监督，导致部分路政人员日益猖獗，最终形成窝案。

为此，查办两站受贿案后，近日翔安检察院和海沧区检察院分别向厦门市公路局及其下属检测站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公路局要以此案为鉴，健全约束机制。公路系统各级组织和站领导要加强执法监督。同时，要加强社会监督，采取聘请社会监督员、设置举报电话等办法，及时堵住漏洞，防患于未然。

受贿者语录

上班有工资拿，还能赚点外快，下班后钱花光了，就再去抓超载车。只要超限车一天不停，我们就有钱赚。

拿钱放车，船过水无痕，无证无据的……不赚白不赚。因为马巷检测站已经名声在外了，你没赚，社会上的人也会说你赚得很好。

在这种集体受贿的大环境下，我当时也麻木了，就拿了不该拿的钱。

受贿者说

“我彻底看破，不赚白不赚”

马巷检测站有一位女班长庄某，从曾经举报受贿，堕落到自己参与受贿。她说：“原因是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让我真正了解检测站的黑暗，让我彻底失望。”

庄班长曾发现，一位同事多次拿了司机的钱，放行超载车。她为此多次向站长投诉，但是，站长始终没有处理这位同事。庄班长以为，这是因为自己口说无凭，没有证据。庄班长说：“当时举报没有起到作用，我更不合群了，只有孤军奋战，忍受着内外的压力。”

但是，2005年9月发生的一件事，让庄班长彻底绝望。那天，庄班长发现，检测站停车场有一部严重超载的车不见了，没有办理移交手续。

为了弄清其中隐情，庄班长调阅了停车场的监控录像。她惊奇地发现，半夜里，这部停在检测站停车场里的超载车，竟然在检测站内部人员的眼皮底下，开出了后检测站的停车场。庄班长很震惊，她赶紧把录像资料提供给站长看。但是站长看了很冷淡，他没有对违规者做任何处理。

庄班长说：“赚钱的黑手在检测站里面这么明目张胆，录像证据确凿，竟然还像没发生过一样。我彻底看破了。”从此以后，庄班长不但自己受贿，还对年轻的路政人员说：“不赚白不赚。因为马巷检测站已经名声在外了，你没赚，社会上的人也说你赚得很好。”

解密“看车人”

做受贿“中介”赚贿赂“差价”

检测站路政人员受贿多数是通过“看车人”。这些“看车人”，负责打探路政人员上路巡查的时间和路线，他们的工作就是为超限车通风报信。简单地说，“看车人”就是超限车辆的“探子”和“保镖”。在检测站周围，形成了一群专门以“看车”为生的人。柯某是“看车人”当中生意规模最大的一个，他不仅靠“看车”挣钱，也是路政人员的受贿中介，赚取贿赂“差价”。

在检测站成立初期，柯某做的是检测站的卸载生意。就是检测站抓到超载车，需要雇人把超载的货物卸下车。但是，柯某很快发现了“看车”这个来钱更快的生意。

一开始，“看车人”都是采用跟踪、盯梢的方式报告路政人员的巡查动向，干了一段时间后，因为感到这种方式的“效率”不高，于是，一些“看车人”开始对路政人员进行拉拢收买，通过和路政人员搞好关系，主动向他们提出双方一起“看车”。

“看车人”向路政人员承诺说，只要向他们提供巡查信息，就有钱赚。“看车人”则打着路政人员的招牌，大肆拉“客户”，然后“看车人”从“客户”交纳的“看车费”中拿出一部分送给路政人员。这一提议得到了检测站一些路政人员的认可，开始在检测站流行开来。

发展到最后，“合伙看车”已经成了检测站内部公开的秘密。有的路政人员甚至干脆撇开“看车人”，自己在检测站内部找人“合伙看车”。

“看车费”每辆从几百元到三千元不等。车主刘先生说：“交了看车费后，超载很安全。”包月期间，路政人员通常会发短信给刘先生，告诉他什么时间车辆可以通过。

据检察机关调查，这种“合伙看车”的方式十分盛行，检测站门前的“看车人”最多时达到30多人。其中，柯某“看车”生意规模最大，他手中掌握的超限车辆有一百多部。检测站的几位班长级人物每个月可以从“看车人”手中得到几千元的好处费。

柯某掌握了王班长等人受贿的把柄后，也变得有恃无恐。王班长说：“他有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我们因为拿了人家的钱，也就不敢和他真正地翻脸。只好默许他的所作所为。”

柯某自己能回忆起来的“看车收入”就有30多万元，他能回忆起来的行贿款就达十多万元。柯某因涉嫌行贿，被拘留三个月后，目前处于取保候审期间。

行贿者说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狗”

收入多，花销更多

记者：据检察机关了解，你“看车”一年多，至少挣了30万元。

柯某：这个生意不好做，挣的钱还不够花，还要提心吊胆。我收入多，可花销更多啊。检测站路政人员那两年吃夜宵，都是我包的。夏天，还要负责水、烟、酒。他们这些人也该死！有时还故意躲着我，抓我看的车队，还有意给我报假信息。我平时打电话问他们，今天要不要出去抓车，他们有时说真话，有时说假话，真真假假的，各一半。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狗一样，整天蹲在检测站门口，路政人员在里面泡茶，我在外面报信。

“我请他们吃喝嫖赌”

记者：靠看车为生的人不止你一个，但你是规模最大的，你凭什么成为“看车人”当中的老大？

柯某：我的竞争优势就是关系熟，比别人多认识一些检测站的人。行贿的车主出价，我把价格报给班长，班长认可，就可以了。

起初检测站的几个班长经常抓我看的车辆，因为我当时看的车有100多部。后来好多车主叫我要拉拢路政人员，给他们“好处费”。我看不拉他们下水不行，就开始请这些路政人员吃、喝、嫖、赌，还串通他们一起“看车”，一起赚钱。

“我当领导就能管住他们”

记者：你认为，检测站集体受贿是个人贪财，还是监管不力？

柯某：都有吧。如果加强监管，我说完全可以管得住。如果我当领导，要监管这些路政人员，就有办法。比如说，首先我一定要控制手机。外出执法时，各路政人员手机要全部关机，只留一部对讲机，这部对讲机只跟总部对话，一发现超载车，立即通过对讲机报到总部。报到总部以后，现场检查人员就不敢自己随便放行了。另外，手机关机很重要，如果路政人员不认识司机，也不敢收钱；而且，如果电话没关机，很容易通风报信，或者熟人打电话进来求情。再有一个，就是重罚，一旦受贿就立即开除，这样就很少有人敢受贿了。

记者：听说你被抓后，现在还有其他人在做看车生意，难道没有办法让这些看车人消失吗？

柯某：要对付看车人很容易，你把超载车抓光了，看车人生意没法做，自然就消失了。要抓超载车也不难，就抓三个关键路口，同安丙州大桥、325国道还有新溪到马蓼的三个路口，这三个路口一卡死，要从马巷过的超载车就插翅难飞了。

专家说法

监管懈怠酿成“受贿窝案”

行政法专家、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连泰：此类受贿窝案本可以避免。按照《行政处罚法》第33条的规定，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才可以当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因此，对司机的处罚几乎都无法按照简易程序操作。集体受贿为什么会蔓延这么长时间？其原因就在于监管懈怠。

对路政人员的监控并非无计可施。按照柯某的说法，卡住几个交通要道，在检查站内检查，检查站有监控录像，监管部门可以调阅。在本案中，也曾有监控录像记录了违法的全过程。但问题是：用于监控的录像，监管部门有没有经常调阅？

因此，导致本案发生的恰恰是对路政人员的监管懈怠――这种监管懈怠事实上是制度陷阱，最终危害了路政人员。要防止类似情形发生，必须加强对路政人员的监控。当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彻底杜绝不法。制度的目的，是将不法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限度内。

快刀短评

要用制度约束人性的弱点

厦门仅有的两个检测站为何都堕落成“集体受贿站”？到底是个人素质不行，还是管理体制出现问题？

要说个人素质，检测站也曾出现过正直的抗争者，但是，他们的抗争均以失败告终。举报受贿的大学生被排斥出去，还有，一位带班的班长，最终举报受贿无人理睬，后来也堕落成带头受贿者。

在一个多数人都受贿的群体当中，个别的抗争者是无力的。他们曾向站长举报，无奈站长也受贿；他们也曾向上级部门举报，但监督还是不到位。腐败如同一个雪球，没有强大的力量监督它、制止它，它就越滚越大，最终酿成受贿窝案。

更多的人选择从众，认为法不责众。受贿者胡班长说：“在这种集体受贿的大环境下，我当时也麻木了，就拿了不该拿的钱。”

行政法专家、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连泰说，超限检测站集体受贿，这不能怪人性的卑劣和贪婪。因为，法律对人性的假设本来就极度悲观，倘若人人都是天使，那么社会就不需要法律了。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观察，司机守法的成本很高：如果按照正常程序，货要卸载，还要扣留几天――费时费钱。这就促成了司机的行贿动机。路政人员违法的成本太低：不法行径暴露的概率极低，但收益极高，因此，他们何乐而不为？

个别人的犯罪可以说是个人素质问题，但集体犯罪就应该是监管问题了。归根结底，检测站集体受贿无疑是监管漏洞给受贿者创造了机会，要从根本上防止集体受贿，只能加强监管，以严格的制度约束人性的弱点。(本文来源：台海网 作者：陈捷)